1972年阴历正月十五刚过，我有幸以全县“统考”总分第一名成绩升入程寺高中，学制两年，1974年底即将毕业时，“教育改革方案”出炉，由现在的冬季招生春季入学，重新回到秋季招生秋季入学的老路，为适应新形势，我们这一届毕业时间顺延到1975年6月。

　　延长的半年时间里，没有课本，没有教学计划，没有任课老师，为打发临时多出的时光，各个学校因地制宜，花样百出。程寺高中给学生三种选择，一是学“赤脚医生”;二是学农业机械;三是回乡务农。6月底来学校领毕业证。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了后者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每个村都有大喇叭。睌饭后，坐在村口听大喇叭播放新闻，学唱《国际歌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歌曲，既是娱乐，是消遣，又是认识世界、拓宽视野的最佳途径。1977年10月21日晚饭后，和往常一样，碗筷一推，搬个小凳子坐在离大喇叭不远处，静候“全国新闻联播”，少顷，一则新闻石破天惊，恢复高考了，具有高中学历，年龄25岁以下的未婚青年均可报名。

　　听完“全国新闻联播”，躺在床上，翻江倒海，浮想联翩，久久不能入睡。论年龄、学历、未婚这三条，我完全符合高考报名条件。“硬件”之后，是“软件”思索，清楚地记得，五年前到程寺高中报到的第一天，校长亲自接见，说我考试总分全县第一，数学差一分，屈居第二，殷殷嘱咐要努力学习，争取考上好的大学。两年高中，废寝忘食，刻苦攻读，成绩一向名列前茅，务农期间，一得空闲，看报纸，听广播，读小说，背新诗，手不释卷，乡下同龄人中，应该算读书最多的一个。

　　一夜无眠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星急火燎地般地跑到母校程寺高中，打听有关高考的消息。两年多没见，学校还是原来模样——青砖灰瓦，绿树掩映，明窗净几，老师还是原班人马，不同的是个个旧貌换新颜，春光满面，笑迎东风。对我的突然到来，校长和老师喜形于色，不约而同地以为，我听到恢复高考的广播，肯定会第一时间到学校来，果不其然。寒暄之后，教政治课的彭学良老师一把拽着我去了他的房间。乡下中小学老师都不带家属，一人一个单间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，进屋后刚坐在床沿上，他从抽屉里拿出几十页手写稿，说：“前些时候就传闻要恢复高考，我私下里收集整理不少资料，拟了个复习大纲，别急着回家，先在这里抄一份，然后我再遂章逐节逐条的给你讲解。”

　　彭老师，男性，40多岁，河南师范专科学校毕业，学识渊博，经验丰富，平易近人，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。他拟的复习大纲涵盖面很宽，以时事政治为主，特别是耳熟目详的经典名著，都有题解和概要，还有些时下流行的名词术语。

　　拿到政治复习大纲，顿时就有“久旱逢甘霖”，沙漠见绿洲的激动和兴奋，看到桌子上有本稿纸，顺手牵羊，抓起就走，出门迎面碰上学校教务主任，他问我，急急忙忙往那里去，我说，彭老师给我一份政治复习大纲，想找个地方抄抄。他说，教务处没人，你去那里抄吧!

　　教务处是3间相通的大房子，开会之外，平时就教务主任一人使用，寂静得很，里边有个乒乓球台，正好可以伏案抄写。天赐良机，来不及多想，立即铺开稿子，挥笔疾书，头没抬，脚没挪窝，抄了一整天，还有一部分没抄完。天黑时，彭老师进来看我，说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别回家了，在这里将就一夜，明个白天，我给你讲解完再走也不迟。

　　农村孩子啥苦没吃过，啥罪没受过，秋天里，一张苇席一条薄被，麦场里或野外月亮地里过夜是常事。将政治复习大纲抄完已是凌晨一点多，在学生宿舍里找个铺位，用彭老师送来的小褥子，往身上一裹倒头睡到天大亮。

　　从彭老师房间出来，已是第二天下午的四五点，漫步校院，陆陆续续碰到十几个过去的同学，前后届都有，一交谈，他们也准备参加高考，前来咨询复习的事。目标一致，话就投机，大伙一商量，都认为回家复习不如在学校复习好。一是时间有保证，二是有问题可以请教老师，三是同学之间还能相互探讨。于是乎，结伴去找校长。

　　校长范澜，河南师范专科学校毕业。我初中二年级时的语文老师，他很会讲课，效果极好，深受同学们爱戴。两年后，调到程寺高中任校长，时不时地还给我们上一两课。他不但学问好，思想也很开明，听了同学们的想法，当场拍板，腾出几间学生宿舍，供复习生住，吃饭享受在校生待遇，拿粮食换饭票，全校所有老师都要服务“复习生”，有求必应，随叫随到。

　　有了范校长的大力支持，往届毕业生信心大增，重新回炉，备战高考，从这一刻起，直到12月10日高考结束，我再也没有回过家，需要饭票时，家里送来粮食换，蔬菜是萝卜、白菜、蔓菁，用不了几个钱，肉星是没有的。

　　先后来程寺高中“回炉”的同学达上百人之多，没有统一组织，没有上下课时间表，没有固定老师指导，每个同学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复习，有先看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的，也有从语文、地理、历史开始的，有疑问时找老师请教，大部分时间是自学。我到学校，先见的是彭老师，复习也就从“政治”起步。

　　五六天的时间里，将政治复习大纲从头至尾背了几遍，感觉没问题时，直接请彭老师当面抽查提问，反复几个回合，他轻轻地松了口气说：“这一门的复习今天算告一段落，考试之前我会随时关注时事，有新的内容补充后再抄给你。”这之后，他每每有新的亮点和想法，都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考试的前一周，他又郑重其事地模拟考了我一次，自信地说：“这一门也就这些内容了，万变不会离其宗，任何人出题都不会超出这个范围。”

　　老师赞赏性的肯定，对学生是最大的鼓励和鞭策，信心一下子爆棚。从彭老师房间出来，旋即去找教语文的马宪寅老师。

　　马老师是个瘦小低矮的精干老头，50多岁，长期在淮阳县城里教书，高二时给我们上语文课。10月22日回到学校之初，我就向他报过到，这次相见，没有客套话，直奔主题。他说：“我琢磨了好多天，刚理出个思路，你来得正好，就按这样几步复习吧!”先温习温习语法和修辞，一定要弄明白主谓宾定状补之间的关系，说话间，从桌子一角拿出几张划分词语的试题，让我先练习练习，找出那些是主语，那些是谓语，那些是宾语以及语法错误等。之后又给了几张改写病句的试题。两三天后，他又让我把高中课本中的古文古诗找出来，一篇一篇地读，到能默写为止，往下是注释和翻译。完成古代诗文默写、注释和翻译，接着是将课本中鲁迅的名篇单独摘出来，重新读，重新思考，提炼主题思想，标明段落大意。

　　以马老师的经验判断，语文知识在高考中占分比例最多百分之四十，重头戏应该是作文。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我的作文都是好成绩，写作是强项，记叙文，议论文，写景的，抒情的都一清二楚，什么插叙，倒叙，正叙等技巧驾轻就熟，屡试不爽。对写作的事，马老师没讲多少大道理，而是出了几个不同题裁的题目让我写好后交给他批改。

　　马老师看完我写的后圈圈点点写了很长的修改意见，并说考试时遇到类似题目，可以将有关内容随时摘出来应用。遵师嘱，我将这个题目反复试写了好几遍，或议论或记叙或抒情。同样，对其他题目也一点不敢懈怠，反复写反复修改。

　　语文之后是历史。高中阶段的历史非主课，学校不重视，学生没热情。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河南农学院毕业，长期在农业部门工作，与“历史教学”八竿子打不着，他在程寺高中无课可上，无事可做，临时安排教历史，课本是开封师院编的试用教材，上下两册，平时与这位老师接触不多，没有私人感情可言。他对我们复习生没有专门辅导，集中讲了一次“复习”要点，以后就不了了之。

　　因年代久远，这位老师姓什么，名什么，和上课时讲些啥，全不记得了。印象中，他个子不高，瘦瘦的身材，两只眼睛很小，似睁非睁。这一次“辅导”，他没拿讲稿和书本，没有章法，很是随意。他说，学历史没有捷径，没啥窍门，只要记住几点就能考出好成绩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历史一门完全按这位老师的建议进行复习。没有大纲，没人指导，按照每章之后的练习题，自已寻思重点，十多天的努力，两册《中国历史》已能融汇贯通，横看一条线，竖看一大片，对“太平天国运动”一章，尤其下功夫，特别是他们颁布的《天朝田亩制度》脱囗就能背出。

　　过了“政治”“语文”“历史”三道门槛，下一道难题就是“地理”。上高中时学没学过“地理”，记忆里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出，至今学校里也没有地理老师。正不知咋办时，校总务处主任从校图书室里找到一本旧中学的“地理”课本，说，地理就几大块。一是交通大动脉。重要的铁路、公路、航运线路，它们的起点、终点，途径那些关口和中转站，长多少公里是必须记的;二是矿产资源分布图。那个地方出石油，那个地方产煤，金银铜铁锡都在那个地方储藏，从地图上的颜色就能分辨;三是山脉的高低绵延，江河湖泊的位置和走向;四是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的气候特点等。没有专业老师指导，只能按这位总务主任说的去做，十天之内，将他给找的《地理》一章一节地都理出了头绪，该记的都记了下来。

　　回学校之初，就已决定考文科，所以把复习“数学”放在了后边。离考试还有十一二天的时候，才去找数学老师。

　　上高一时，教数学的刘老师，是位女性，我没毕业时已调走，二年级教数学的是沈大同老师，这位是男性，40多岁，大高个，很有派头，郑州大学数学系毕业。向其请教咋样复习数学时，他心不在焉地说：凡是报文科的，数学基础都差，十天半个月学不到啥东西，再努力也增加不了几分，还是把精力放在语文和政治那几门吧!他说的是实话，肺腑之言，无意中却伤了我的自尊心。从他那里出来，找到原先的《数学》课本，走马观花地流览一遍，看看每章每节后的习题，实在无从下手。正如沈老师所言，十天半个月的时间，想将两年的数学课复习一遍，实在是太难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学多少是多少。

　　从10月22日早上到程寺高中，至12月10日高考结束回家，仅出校门一次，还是为办准考证去新站集照一寸的大头相，来回不到两小时，另一次占用读书时间是报考志愿，乡下人孤陋寡闻，不知道都有啥学校，一个老师说，武汉大学不错，你喜欢看书，就报图书馆系吧，于是第一志愿——武汉大学图书馆系。沈大同老师说，郑州大学在省会，又是综合型大学，无疑问第二志愿——郑州大学中文系，第三志愿报的哪那个学校已忘却。除这次必要的活动占用半天时间外，余下的光阴是没明没夜按计划复习各门功课，天一明，就到学校食堂后边菜园里看书背书，夜晚在煤油灯下写作业，困了和衣而睡，醒了继续学习，近50天的时间里，没洗过头，没洗过澡，洗脸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衣服没换过，去时穿的啥衣服，回家时还是老一件，头发乱蓬蓬的像长毛。

　　考试的头一天晚上，神差鬼使般地和几个同学去语文老师张正义宿舍里闲聊，意在放松紧绷的神经，迎接第二天的高考。

　　张正义老师，40多岁，开封师院中文系毕业，但他没有给我上过课，私下里有来往，算是熟识吧!那天晚上大伙围着他说东道西，我坐在床边观风景，无意间看到一本郑州十一中编写的《中学语文古文解析》，随手一翻是荀子的《劝学篇》，读之如饮甘露，心里十分畅快。谁知第二天高考语文试卷上竟有《劝学篇》中的一段古文翻译，15分，真乃神助，天意也。

　　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一个公社一个考点，考场安排在社办高中里，监考老师全县互换，公社派人专门负责警戒，大门口摆放两挺机枪，防治坏人扰乱考场秩序。我进的考场十分亲切，1972年考高中时是在这里，两年高中也是在这个教室里上的，考大学又是在这里，熟悉的环境，温馨的场所，心情立马轻松许多。12月9日上午第一场是语文，打开试卷一看，心里笑了，语文知识部分，我都复习到了，荀子的《劝学篇》昨天晚上刚阅读过，人逢喜事，文思泉涌，离交卷还有半个钟点时我就提前交了卷，一出门，守候在门口的校长神色慌张地问，咋这么早就出来了，题难吧?我说，太容易啦，我看了好几遍才交卷的。

　　见到马宪寅、张正义两位语文老师，我将试题和答案进行了“复原”，他们认为无懈可击，圆满，扣不了几分。下午考数学就惨了，几道大题没见过，两三道小题勉强完成，也就十几一二十分。再问平时几个考理科的尖子生，他们也是叫苦连连，说30分是一大关。我的数学没考好，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心里坦然了。第二天上午的“政治”与“语文”考试一样提前半个钟点交卷，与彭老师“复原”试卷时，他说找不到扣分点。第二天下午考“史地”，用一句古诗来形容，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巧合的是，历史部分有一道论述题，名《天朝田亩制度》，15分。我不加思索地将《历史》课本中的标准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卷面上。

　　“史地”一门比“语文”“政治”更容易些，早早作完，正反复审查时，邻桌的一位老大哥轻声自言自语，第一条大河，闻言慢声曰，黄河，他又言长江，我没动脑子，将黄河改成长江，继之，他又言，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，我曰，井岗山，他说，罗霄山脉，我随将井冈山换成罗霄山脉。下课后问老师，才知道这两个填空题，我先是错的，后改对了，白捡两分。对邻桌的这位老兄，考试之前不认识，考试时没敢张望，考试一结束各回各家，再也没见过面，也不知道他的消息，但内心始终感激，是他不自信的自言自语，送我两分，是我的不自信，盲目相信他的答案，从善如流，始得正果。

　　1977年12月10日下午，结束“史地”考试，步行8华里回到家里，已是万家灯火，炊烟袅袅，匆匆扒几口饭，蒙头大睡，实在太累太困了。一个多月后收到通知，去淮阳县人民医院体检，据说录取人数是体检的三分之一。我们公社参加高考5000多人，接到体检通知的也就十几人，全是上学时公认的“尖子生”，在程寺高中复习时，同甘共苦了一个多月，相识相知相熟，有几分朴素的“阶段感情”。

　　体检之后，我们十几个人相聚一起，对考试试题进行“复原”，再结合一个多月社会上流传的信息，综合评估，我的分数应在270分上下，另一个比我晚两届的校友，他的分数200多一点，其余的都在200分以下。这次体检，几乎全部合格平生第一次知道我“裸重”97斤。

　　1978年2月末的一天，晴天响日头，暖洋洋的，空气中弥漫中“春”的气息，出门怕见人，宅在家里，又百无聊赖，索兴烧锅水洗洗头，擦擦身子。洗完头，擦干身子，水还热着哩，顺便又洗洗脚，刚把双脚放在水盆里，一个熟识的公社干部在门口大喊，“凤才，凤才，你考上郑州大学啦!”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消息啊!来不及穿袜子，汲拉着鞋便跑了出去。那位公社干部说，刚接到县教育局电话通知，说你考上郑州大学啦，是啥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明个让你去领通知书。

　　说考上郑州大学，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我深信不疑，因为在乡下人认知世界里是不会有“汉语言文学”这个词的，更不知大学里的“专业”为何物?是开封师院中文系毕业的语文老师指点，我才知道啥叫“汉语言文学”，和“专业”的概念。

　　鸡叫头遍骑车出发，到县城天已大亮，几经周折，找到座落在西关一个小胡同里的教育局，进门见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人，看样子是个干部，谦卑地上前问话，去哪里领通知书?那人手一指说，往东看第一个房间，找徐股长。来到徐股长办公室门口，见里边有好几个人，怯生生的站在门口不敢直接进去。

　　等屋里只剩一个人时，小心翼翼地上前问到，您是徐股长?那人头也没抬，直言，啥事!我说，领通知书。他看我又瘦又小，脸色黑黢黢的，穿着雍肿的棉袄棉裤，土里土气，不具有“知识青年”的气质，用怀疑的眼光瞥了一下，言曰：领啥通知书?我说，公社里通知，说我考上郑州大学啦。闻言，徐股长脸色由阴变晴，语音变调，甚是热情，“你叫许凤才?”我说，是。瞬间，他从一摞信件里找出印有郑州大学字样的一封递给我，满脸微笑，祝贺，祝贺，你是咱家乡人的骄傲，全县十多万考生，考上郑州大学的只有4人，不容易啊!好好读书，报效祖国，建没家乡。我恭恭敬敬地接过通知书，十分感激地躬身道别。

　　离开淮阳县教育局，作为个体，1977年的高考已正式收宫。(许凤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