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,最近在忙一件事。
两年前,一张尘封62年的照片在开封市尉氏县被发现,那是焦裕禄极少数的正面照。焦守云和家人如获至宝,正在和中国科学院的技术团队一起,尝试将影像复原,让焦裕禄的形象更加立体。
“他是个爱学习、善于学习的人,他脑子灵活还善于总结,总是带着思想去工作,而不是单纯苦干、蛮干,面对难题,他总能想到解决办法。”焦守云几乎一生都在讲述父亲的故事。
夏末秋初,暑气未消,来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
人们慕名而来,不只为追忆一段往事、领略一种精神,也为求索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。
一块碑,见证“问题导向”的思维
7月24日,正值暑假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丁香李小学的校园里格外宁静,蝉鸣裹着暑气在校园里打转。
院后一隅,一块石碑在烈日下静默矗立,正中间的瓷像目光温和坚定,碑身中段写着“党的好儿子焦裕禄”。
时光拉回1949年春天。刚从淮海战役前线回归的焦裕禄,时任尉氏县大营区(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大营镇)副区长。
有一天,焦裕禄在黄集村农会主席黄喜安家的院子里,看到十几个娃娃挤在一起上课。“教室”,是黄喜安一家腾出来的一间土坯茅草房;“课桌”,是各家拼凑的木板、砖头,高高低低。
这也算是个学校?焦裕禄的眉头拧成了疙瘩。
“焦区长一发现孩子们没处上学,就盯着这个难题,想找个大点的学校。”90岁高龄的黄自行就是当年那十几个娃娃中的一个。
地好找,房子难寻。有人怯生生地提起村东高岗上的祖师庙,占地30多亩,房屋宽敞。可那是香火不断的庙,谁敢动?
次日清晨,焦裕禄带着村干部进了庙。转了一圈,焦裕禄一锤定音:“就在这儿办学。”
旁边的人面面相觑,谁也不敢动手。焦裕禄二话不说,大步跨进正殿,对着人群高声说道:“今天咱们是为子孙后代办学,移风易俗,名正言顺。”
众人沸腾了。大家纷纷涌进大殿,肩扛手推,拉绳拽索,为泥胎塑像“搬家”。周边的村民也自发捐出木料、砖石,打起了土围墙。
一个多月后,大庙学校开学。百十来个娃娃,第一次坐进了正规的课堂。
这种奔着问题去的劲头,也被焦裕禄带到了兰考。
1963年初的一天深夜,焦裕禄撞见了儿子焦国庆没买票“看白戏”的事情。
第二天,他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、补票。这一去,他又瞧出了新问题:剧场前三排的座位常年空着,专留给县里领导。当中最好的位子,就是留给他的。
焦裕禄很震惊。随即,县委扩大会议召开,以剧场的事为例,举一反三,制定了《干部十不准》。
和制度一起跨越时空的,是群众的记挂。
黄自行和村里几位老人,一直有个念想。2015年元旦,他们自费赶赴兰考,拍摄资料,烧制瓷像,要捐钱给老区长在学校里立块碑。
一千元、几百元、几十元……群众捐的每一笔钱,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。
“没有焦裕禄,就没有我们上学的学校,也没有我们今天的生活。”黄自行动情地说。
如今,当年的大庙学校原址上,早已建起新的学校,300多名孩子在此读书。当年那批学生,有的成了教师,有的成了医生,有的成了干部,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。
而这块碑,一直矗立在校园一角。
一辆自行车,碾出“调查研究”的行迹
一辆自行车能骑多远?
焦裕禄给出的答案是:5000多里。
在兰考475天,140多个生产大队,他走遍了120多个。这5000多里,是焦裕禄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走完的。
走进焦裕禄同志纪念馆,这辆破旧的“二八”自行车,总会让参观者久久驻足。
1962年,焦裕禄赴任时的兰考,风沙打脸、盐碱泛白、内涝成灾。
到任第二天,焦裕禄就下乡了。
“县委的同志知道焦书记身体不好,建议他乘车下乡调研,但他却坚持骑自行车。他说,隔着汽车玻璃听不到群众的声音。”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,讲解员孙倩一遍遍讲述着当年的故事。
追洪水、查风口、探流沙,焦裕禄坚持问题在一线、答案在基层,带着调查队在风里、雨里、沙窝里、激流里奔波跋涉,对84个风口、1600个沙丘逐个丈量、编号、绘图。
“下乡搞调查研究,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,就靠一辆自行车,农民的家里、田里、地里、牲口棚,全去过。”焦守云回忆道。
“焦裕禄调研有个‘三不开口’的习惯——不笑不开口、不嘘寒问暖不开口、不喊大爷大娘不开口。”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教师李科梦说。
治风沙,焦裕禄调查研究找到的法子是“贴膏药扎针”。“贴膏药”是把沙子底下的淤泥挖出来盖在沙丘上;“扎针”是在淤泥上栽种生长快、易成活的泡桐。
泡桐的发现,始于一间牛屋。为了方便调查研究,焦裕禄住进了老韩陵大队饲养员肖位芬大爷的牲口棚。肖大爷告诉他:“沙土窝里能种泡桐树,挡风、压沙,用处多。”
焦裕禄眼前一亮,这树简直就是为兰考的沙地量身定做的。
“贴膏药”的灵感,来自张庄村。焦裕禄在一次调研中看到,张庄村一片荒芜沙地上,村民魏铎彬家的坟头上竟然长着绿草。一打听,得知原来是他用黄河淤泥封盖坟头,再种上草,风再大也刮不倒。
焦裕禄茅塞顿开,带领工作组在张庄村进行风沙治理试点。试验成功后,办法在全县推广。
几十年过去了,兰考早已换了模样,但调查研究的传统却从未中断。
“调查研究做足了,才能把工作做好。”东坝头镇副镇长贾智浩是土生土长的兰考人,“焦书记的故事从小就听,他的工作方法能给我很多指引。”
“蹲下去才能看清蚂蚁。”“调查时一定要实事求是,不扩大也不缩小,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,不要先画一个圈圈,以自己主观想象去收集材料。”……焦裕禄的这些话直白朴素,却蕴含着凡事要调查研究、探求就里的科学态度。
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。”早先在洛阳矿山机器厂(以下简称“洛矿”,现中信重工)工作时,焦裕禄就说过这句话。
今年7月,中信重工厂史馆迎来了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们。焦裕禄的故事,成为一代代新人的入职第一课。
讲解员总会说起这样一段往事:“有一次,他钻到机床下研究设备部件,技术员劝他不必亲自动手,他却说,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,要了解机床就得弄懂每个零件。靠着这股钻劲,焦裕禄只用一个半月就熟练掌握了车间所有型号机床的操作方法。”
走进现在的中信重工一金工车间,当年的绿漆门框还在,焦裕禄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也还在。
“焦裕禄当年钻研探索的‘12345工作法’‘十条工作经验’,我们现在还在用,车间现在实行的‘五快一保证’工作法就来自焦裕禄的启发。”一金工车间党支部书记任斐说。
焦裕禄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里,藏着所有问题的答案。
一棵树,扎牢“群众路线”的根基
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大门对面,有棵泡桐冠盖如云,是焦裕禄当年亲手所栽,大家都叫它“焦桐”。“焦桐”下有位守护者,叫魏善民,一守就是50多年。
1963年初春,焦裕禄动员干部群众集合在兰考县城北胡集大队的沙丘地上。
当时,寒风卷着黄沙,21岁的魏善民站在人群中,拿着铲子,面孔青涩。“种树需要两人一队,焦书记看人群里就数我年纪小,主动提出和我组队。”
魏善民依然记得,焦裕禄那天穿着厚厚的棉袄,额头不断冒出汗。魏善民想换回挖坑岗,焦裕禄却阻止了他,说自己能行。“焦书记就这样陪我们干了整整两天。”
“后来,我才知道,那时焦书记的肝病就很严重了,身体很虚弱,他出汗是因为疼。”说到这儿,魏善民的眼里泛起泪光。
在焦守云的记忆里,父亲总和群众打成一片:“他为了亲近群众、干部,开会前经常给大家演奏二胡。”
当干部,焦裕禄主张大家要和群众融合在一起,与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每次到农村,他总要去最穷的那户人家。“只有到最穷的人家去,看屋里有没有粮食,床上有没有被子,老人身上有没有棉衣,才能了解这个村到底是什么样的。”
1963年4月,焦裕禄专程来到老韩陵公社张庄苗圃,探望在这里研究泡桐栽培技术的大学生朱礼楚和魏鉴章。
临别时,焦裕禄指着门外一棵8年树龄的泡桐说:“这树枝粗叶茂,全靠根扎得深,只要在群众中扎下根来,你们的工作和事业就会像这棵泡桐树一样,蓬勃发展,充满生机。”
无论是在兰考还是在洛矿,焦裕禄走过的地方,总有一群人跟着他一起干。
1953年,31岁的焦裕禄被选调到洛矿。
一金工车间设备安装期间,重达60吨的大行车怎么运进车间,成了难题。
焦裕禄说:“没有办法,就到群众中去。”当天下午,他组织召开业务骨干座谈会集思广益,最后一致商定采用千斤顶升高、轨道平车两头抬的办法,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。
“在洛矿的9年,给了焦裕禄受用不尽的财富和智慧。这个财富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,相信和依靠群众,走群众路线,集合群众的力量,去战胜面临的艰难困苦。”大型电影纪录片《永远的焦裕禄》中这样解说。
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,弘扬光大在兰考,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亦是如此。
1963年12月9日,北风刮了一夜,大雪下了一夜,焦裕禄屋里的灯也亮了一夜。
第二天天刚亮,他把同志们叫起来开会。“在大雪拥门的时候,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,应该到群众中去。”
焦裕禄冒着风雪,忍着肝疼,一天跑了9个村,慰问了几十户困难群众。
2026年7月,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。午饭时间,“幸福食堂”飘出饭菜香,头发花白的老人们纷纷往这儿赶。
食堂桌椅上,贴着每位老人的专属座签。志愿者说:“哪位老人‘缺勤’了,工作人员一眼就能发现,我们会及时联系、上门走访。”
当年焦裕禄“点着小煤油灯”记挂群众的办法,被一代代人接续着,换了种方式延续下来。
60多个春天过去了,“焦桐”依旧枝繁叶茂。
一枚奖章,映照“典型引领”的智慧
一枚奖章,静卧在王小妹家中柜子里。
70余载岁月流过,珐琅已暗,漆面磨损,整体却保存完好。
这是1952年河南省首届农业劳模会议奖章,沉甸甸的。它躺在桌上,仿佛在无声地诉说,一位农村姑娘,如何从田垄间站到万人面前成为“劳动模范”;又是谁,在万千人里发现了她。
那个人,就是焦裕禄。
1950年,16岁的王小妹扶着犁耙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尉氏县的田垄间,身后是一片待耕的土地。
这个画面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豫东平原,或许只是万千农忙场景中不起眼的一帧。但一双眼睛注意到了她,时任尉氏县大营区副区长的焦裕禄。
“王小妹十六岁,犁地耙地她都会,大家都学王小妹,不畏艰苦不怕累,争当青年先锋队。”
这段顺口溜,正是出自焦裕禄之口。话是大白话,调是乡间调,可就这么几句,传遍了十里八乡。
焦裕禄看得深远,想要调动广大妇女投入生产,不能只靠发文件、开大会,需要树立一个“看得见、摸得着”的典型。
王小妹就是这个典型。
新中国的农村,妇女名义上已经解放了,但是,很多人脚上的裹脚布解开了,心里的“裹脚布”却还没松。
一位能扶犁、能耙地的姑娘,在田里依靠自己的劳动站直了腰。焦裕禄没有停留在口头表扬,而是正式向县委请示,把王小妹树为劳动模范。一枚劳模奖章,挂到了她的胸前。
一个典型立起来,就像投下了一粒火种。当地的农村掀起了“学习王小妹”的热潮,女同胞们扛起锄头、走出家门,投身农业生产。
田垄上,多了无数个“王小妹”。
1962年冬,焦裕禄到了兰考,马不停蹄地下乡了解情况。
调研归来,他手里攥着一串人名和故事。1963年秋,焦裕禄主持召开会议,郑重地树立了兰考的“四面红旗”:
韩村人自力更生,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的精神;秦寨人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治理风沙的决心;赵垛楼人七季受灾,七季抗灾,始终保持着那股不服输的干劲;双杨树人在困境中摸索出的发展道路。
从尉氏县的一枚劳模奖章到兰考县的“四面红旗”,焦裕禄“树立典型”的工作法是一脉相承的——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,发现一个,培养一个,带动一片。
王小妹,一生都是“焦裕禄的好学生”,她说:“只要有一口气,我都要把焦裕禄精神传下去。”
这句话,她践行了一辈子;焦裕禄的故事,她也讲了一辈子。
当年焦裕禄带领群众扎根治沙种下的刺槐林,如今枝繁叶茂,被群众亲切地称为“焦林”。与“焦林”相伴的四个“红旗村”,也早已完成产业转型,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。
70多年过去了,那枚奖章还在静静卧着。四面红旗纪念馆内,古朴的木牌、珍贵的标语依旧静静地诉说着过往。
“00后”谷俊勇,今年刚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。同为山东人,他跟着焦裕禄的脚步,选择扎根兰考,他说:“在这里,我真切感受到焦裕禄精神无处不在。”
在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,一位学员感言:“焦裕禄不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心,他更有一套方法论。”
焦守云的儿子余音是一名音乐剧演员:“我现在做什么事情,都会先想想,如果是我姥爷,他会怎么做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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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块碑,一辆自行车,一棵树,一枚奖章。
焦裕禄的工作方法,就这样代代传递。本报全媒体记者 薛世君 窦晓雪 杨晓妍 张晶晶 刘婷婷